国进民退的后果 陈志武:“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

2017-12-07 - 国进民退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即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我担心这个结论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倒退

国进民退的后果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陈志武对记者说,“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比如说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银行的监管体系来看,没有那些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出现,为他们的监管省了很多事儿,但这些中低等收入家庭和年轻人要谈恋爱要结婚啊。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

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怪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社会分工和职责是掌握货币的供给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让通货膨胀率失控。

从社会职责的角度,美联储没有责任为了解决社会的其他问题而改变自己的职业判断。而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最重要甚至独一无二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失控,那就说明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多。

如果从这个指标来说,不能去怪格林斯潘,因为他掌权期间的CPI指数非常低,几乎没有超过4%的水平。但是,CPI指数的构成,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房地产价格?要包括进去的话,分量有多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技术问题。

所以如果说因为CPI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所以才使得美联储在这么多年以来有一种错觉,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话,那么这对今天的中国就有非常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CPI是负的,官方的CPI数字看不出有通胀的迹象,而我们知道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继续按照现在CPI指数的构成来计算权重的话,那么必然也会给中国未来埋下同样类型的金融危机的伏笔。

但总体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向美国政府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施加这种压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多少会产生影响,赢得世界很多国家、专业人士或者政客的认同。从长远来说,美元作为绝对的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所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认同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

但客观来讲,现在除了抱怨和施加压力以外,未来这些年还难以改变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工具的货币格局。

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储备的主要货币,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有很大关系,所以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几年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进一步放开,在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我觉得中国的进出口顺差必须要缩小。

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还这么大,怎么可能让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呢?中国现在也计划要做“马歇尔计划”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悖论,你本来就有这么多多余的美元外汇储备,你还要往外发出去更多的人民币,那不是让中国的外汇储备更加天量,更加过份的膨胀吗?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这种法律面前、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如果国有企业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话,为什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没有激发出来呢?当年前苏联也没有做到呢?道理很简单,大国企的管理层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利益,不是企业赚钱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而是他自己在国有体系里的级别如何才能上升,是级别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收益的最大化。

这里面带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规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强,比如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在规模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几名,但它们的赢利90%多都来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送给它们的礼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场竞争得到的优势。

这是一种虚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很多人主张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封闭起来,不允许外资进入。这就像我们教小孩子游泳一样,不让他下水,长大了让他去拿冠军,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

陈志武:正确的药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让国有企业要么民营化,要么通过民营发展的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分享它们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来决定国有企业管理权的归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

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

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也许可以给中国政府提供更根本性改革的压力,但是经过4万亿的大手脚和7万亿的天量贷款,又把GDP给弄上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又变小,所以未来短期内改革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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