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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丹麦的学生同样有很强的自主性。我曾到丹麦走访过两次，由于丹麦学校的课时和作业相对较少，丹麦的孩子拥有比中国孩子更多的自主学习和自由安排的时间，下课了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感到幸福。联想到我国现在的“双减”，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培养孩子自己的爱好，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而甘泉村则踏上创办企业的道路。村民代表们奔赴四川成都锦里、陕西袁家村以及内蒙古、河北的“网红点”“示范村”参观考察，打开思路。在辽宁援疆资金1300万元、村自筹300万元的基础上，整合项目资金，打造出占地9100多平方米的特色餐饮中心——甘泉里，吸引了成都“李小牛鲜卤火锅”和重庆“麻辣百家一口牛烧烤”入驻，还开起了风干酒坊、全家宴，带动了村民就业和集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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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的方面，备案管理将坚持依法监管、科学监管、适度监管，实现境内证券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和“错位”，强化境内外监管协同，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责任；保持对跨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的沟通协作，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共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朱林方，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党内法规学，参与撰写出版《人权之门》《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解读》等多部著作。

阿尔弗雷德：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丹麦，我们的家庭生活比较轻松。父母当然也非常期待我们去满足他们的希望，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会非常高，不会不切实际。一般来说，他们会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鼓励孩子，而不是用逼迫的方式。在丹麦，父母也从来不会把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不会因为这种比较而让我们产生羞愧的念头。

对于如何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民事赔偿、刑事追责的机制衔接，朱奕奕表示，需要建立健全全方位综合治理、追责救济的法律法规体系，统筹行政、民事、刑事法律相关规定，加强相关职能的沟通协作、衔接配合。尤其需要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等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制度，完善案件移送的标准和程序，防止“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问题，也防止投资者损失难以得到及时、充分赔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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