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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适用禁止令、行为保全等措施；探索适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技改抵扣”“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裁判执行方式，促进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及时有效恢复，提升固碳增汇能力；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设立碳中和等生态修复基地。此外，审理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还注重引导企业采取淘汰落后产能、扩大绿色生产的方式替代履行。

一笔笔真金白银的外国投资，追求的是良好稳定的利润收益；一家家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看中的是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可持续的增长前景。多家跨国企业代表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目前已加速布局、增资扩产、优化产业链，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希望能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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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方，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党内法规学，参与撰写出版《人权之门》《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解读》等多部著作。

不少省份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当地财政工作一大重点。比如贵州省预算报告提出，通过争取中央支持、金融机构展期降息、盘活资源资产等方式，推动各地将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为基层财政秩序回归正常、提高在资本市场信用奠定基础，力争用3~5年时间，建立健全系统解决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体制机制，逐步推动地方发展进入良性轨道。

教育幸福感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但在北欧国家，教育幸福感是个主流话语，并且正在引导教育。我认为，幸福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的目标已经从早期的“为国家培养人才”转变成“以人的终生幸福为目的”。中国教育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丹麦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在这方面始终是国际教育领域的“优等生”。

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实现各项既定目标，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更大发展。但是，市场主体规模不同，个体工商户更是量大面广、情况复杂。资金短缺、信息不畅、人才匮乏等，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此基础上，盈利水平比较低的，先谋划着怎样才能“活下来”；有了一定雇工规模的，想着怎样实现规范经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收入可观的，必然还要继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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