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 观点 |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2019-09-11 - 文艺复兴

我今天能够参加文艺协会成立八周年的纪念大会,真值得高兴。今天正巧是五四纪念日,纪念三十九年前的五四;各位先生也许听到我昨天在中国广播公司对大陆上的广播,讲到五四是什么?

在那个广播里面,我特别讲到五四——狭义的五四,狭义的五四是一个纯粹的青年人的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那是国家受压迫,国家很危险的一个时期,青年爱国心的一个自动表示,毫无一种操纵的力量。今天早上,我在北京大学的五四的纪念会上,我曾讲到,我说那一天,胡适并没有参加。

中国文艺复兴 观点 |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文艺复兴 观点 |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那一天——五四爆发的时候,我个人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的家里,完全不知道五四的发生。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上海各报没有北京的专电。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上海的报纸,平日没有北京专电,就不能出报。我正在惊异的时候,听见有人打门,开开门,进来几位上海的记者。那个时候的报馆主笔,有张东荪先生,有俞仲华先生。《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才告诉我们昨天北平的新闻(那时候叫北京)。

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参加五四这个事件的。等到我回去,蔡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离开了北京。那时候,五四已成了全国性的运动,成了一个不但是北京学生的运动,而是全国响应的运动,不但全国学生响应,甚至于工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各种的法团、各种的公共团体,都参加这个运动。

可是我没有参加。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的五四,是没有根据的。刚才看见会里发给我这些读物的里面,《笔滙》里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不在北平,我现在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事实。

那么,三十几年前的五四,与文艺有什么关系?今天上午我也谈到,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般教授们,在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

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名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更生运动再生运动,在西洋历史上,叫做文艺复兴运动。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还有很大的一羣——也不能说是很大的一羣,只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那一般学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

他们办了一个杂志,那个杂志我今天早上已经说明白,我说我们在学生办的刊物当中,《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在这个大学的学生刊物当中,在那个时候世界学生刊物当中,都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刊物。

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

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他们这般年青——北京大学最成熟的青年们,在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先生们,对于这个运动已经提倡了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Renaissance做他们杂志的名字。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当时北京大学一般学生的看法,是对的。

我这几年来,对外讲到这件事,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年,在我大病之前,在加州加里佛尼亚大学教了五个月的书;在那个时候,加里佛尼亚大学请我做十次公开的讲演(用英文做十次公开的讲演)。他们要一个题目: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从西历纪元一千年到现在,将近一千年,从北宋开始到现在,这个九百多年,广义的可以叫做文艺复兴。一次文艺复兴又遭遇到一种旁的势力的挫折,又消灭了,又一次文艺复兴,又消灭了。所以我们这个四十年前所提倡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过是这个一千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一个潮流、一部分、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他再生?为什么叫做革命?别的不说,比方白话文,我在四五年前,文艺协会的朋友们欢迎我的时候,我讲到好像是几个偶然的事件,在一块儿爆发的。今天呢,我从历史的立场说:不完全是偶然的。在个人的历史上,这件事本身的方面有许多是偶然的,我在四五年前在本会讲的,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

不过广义的看,不是完全偶然的。比方讲白话,不是胡适之创出来的呀!不是陈独秀胡适之创出来的呀!白话是什么?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我们活的语言,人人说的话,你们说的话,我们说的话,大家说的话,我们做小孩子时都说的话。

这是老祖宗多少年,几千年慢慢的演变的话:从北方区域慢慢的推广出去,不但整个北方、中原之地说白话,而且扩充到整个长江。

从镇江开始往西一直到四川,整个都是国语区域。从南京往北一直到东三省,整个东北,都是官话的区域。一直到西北都是白话的区域。从南京到西都是白话区域。你们诸位若坐沪宁路(从南京到上海这条铁路)都记得,有个火车站叫丹阳,到了丹阳这个车站呢?这个车站的东边,说苏州话(吴语),丹阳这个车站西面是说官话(南京话、镇江话),丹阳这个车站是「吴头楚尾」。

自这里开始,东去就是讲苏州话,说吴语;丹阳往西就是楚语,所谓长江的官话。

从那个地方到安徽(我是安徽人,我不是安徽的国语区域,是安徽极南部徽州人,我们说的话是很难懂,一出门几里话就不同),安庆人、怀宁人、合肥人,他们总说他们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从前北平市市长何其巩先生(他是桐城人),总是对我讲:「适之呀,我桐〔ㄊㄥˊ〕城的话,是天下最普通〔ㄊㄣˊ〕的话。

」我说:「你这句话里面就有两个字最不『普通』,这个桐城就不叫『桐』〔ㄊㄥˊ〕城,这个普通就不叫普『通』〔ㄊㄣˊ〕!

」但是我们安徽人总觉得我们安徽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再上去到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这都是官话区。这些官话就是我们的基础,所谓国语文学,白话文学,就是拿这么大的地区做基础。

从极东北的哈尔滨划一根直线一直到昆明,这个直线四千多英里长,在这四千多英里的直线上,每一个人,他总觉得他没有改话的需要,个个人总说他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这就是国语,这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文学基础,就是国语文学,白话文学的基础。

这并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的这一点资本。第二,这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我们的资本,国语是我们的资本,这一个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区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所说的话,是我们语言的基础。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文艺复兴是我们祖宗有了这个资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由我们来复兴它。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上层文学呢?可以说是贵族的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贵族的朝廷上的文学。

大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这是上层的文学。但是,同时在这一千年当中,无论那个时代:汉朝、三国、六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到现在,有一个所谓下层的文艺。

下层文艺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艺,是用白话写的文艺,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艺。这很简单:一个母亲抱了个小孩子,小孩哭了不肯睡觉,这个妈妈要叫小孩睡觉,便唱个儿歌给小孩听。

她没有法子说是到第一中学去上几年课,等到中学毕业再到台湾大学去上几年课,等到毕业把国文学好了,再来唱这只儿歌,这个小孩子等不得,小孩子要哭呀!她也不能等八年或十年等到学会古文再来唱个儿歌给孩子听,这孩子要恼了。

结果呢?那个母亲,就在哼哼哼一个儿歌,给孩子听。她哼的这个儿歌呢?她用的语言,就是活的语言,孩子也可以听得懂,她也可以听得懂。还有我们在西南常看见的一对痴男怨女,彼此调情,对唱一个情歌,这个山头上有一个姑娘,那个山头上有一位年轻男子,他们要唱歌,要用情歌来和答,他们就不能说:「喂!

小姑娘,请你小姐等一等,我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读了国文系毕业之后,我再来给你唱个情歌,你等四年吧!

」绝对等不得!等不得!所以他们的歌,母亲哼的儿歌,痴男怨女唱的情歌或者怨歌,都是活的语言。还有,在当初的时候,许多地方,都市里或者乡下,戏台上唱戏的,戏台下面讲故事的;或者庙会里面的,说故事的,唱故事的,说书的,说评话的,他们讲故事,他们说故事,弹词种种,……他们不能说:「你们等一等,我到大学里面上几年课,再来跟你唱戏、说书、讲故事。

」这不行的,而且他们学了之后,说的故事他们也就听不懂了。所以他们讲的是老百姓最爱听的话,听得懂的话,人人都懂的话;而且大家听了会笑,小孩子也听了会笑。

这种故事,这种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古奇观,现在所印出来的《三言两拍》。其中有许多所谓五百年前,一千年前,在北宋,也许还是唐朝留下来的故事,流传到现在。

长的故事,所谓《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这些故事,先就是老百姓里面讲故事的人流传下来的,到了后来,写定了,才有头等的作家,再把它改善,把它修改。

无数的人,无数的无名作家,你改一笔,他改一笔,你改几笔,他改几笔,这样子越来越好,到今天有所谓《水浒传》,有所谓《西游记》,有所谓《隋唐演义》定本,《水浒传》的定本。这些,并不是我们在四十年前替他定出来的,而是几百年,尤其最近这五百年,甚至上到宋朝,北宋到南宋,到元朝,经过差不多一千年,七八百多年流传下来的。

那些话本、弹词、戏曲,是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这些东西变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在文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

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事体我们拿来提倡,我们学他们的样子,我们来发扬光大。我们从前以为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士大夫看不起。我们当初的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都是从古文里面打了跟斗出来,从古文里面洗了澡出来。在古文里面,无论是古文,无论是古诗都站得住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地位了,我们愿意解放这一种古诗古文,我们愿意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也可以说不是革命,其实还是文艺复兴。

我们的资本——这个语言的资本,是我们的几万万人说的语言,是我们的文学的资本,文学的范本,文学的基础;几百年来,一千年来,老百姓改来改去,从无数的无名作家,随时改来改去,越改越好,这些名着、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本。

所以说文艺复兴,正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给我们的基础。

不过在当时我们也有一点贡献,我们都是私人、个人,都没有钱,都没有权,也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可以提倡一种东西?假如我们要提倡一个东西,必须要设一百万个学堂,或者十万个学堂,来训练白话的作家,那就不行啦。至少要设二十个极大的书店和印刷厂,拿出几万万银元来印这些新的著作,那也办不到。

我们当初假使必须要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量,那我们也做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写白话」。

「写白话」,也就是用白话作文学。再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字,叫做「汉字写白话」。拿汉字来写白话,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我刚才说过,我是安徽人,生长在徽州方言的区域里面,从小没出过门(我八九岁的时候,已认得几千字了,在小孩子算是个聪明人,诸位看过我的《四十自述》就晓得我小的时候的情形),有一天,大概先生出去了,我在屋里面,看见一只木箱子,是美孚煤油公司的煤油箱子,我叔叔用它来做字纸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丢东西到字纸篓里,或是到字纸篓里捡东西出来(先生不在,我们那个学堂只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赖学跑掉了,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没事做,我是一个比较肯念书的人),我就站在字纸篓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水浒传》,我记得很清楚,封面也没有了,里面也残缺了,上面头一回就是「李逵打死殷天赐」(这个故事其实不大顶好),我就站在字纸篓旁边,美孚煤油木头箱子旁边,我就拿着那本翻开来头一回就是「李逵打死殷天赐」的书,我这个没有学过官话,没有学过白话,没有人教过白话,是在乡下最难懂的一个徽州土话的区域里一个八九岁小孩子,拿了那本小说在那里发楞,呆住了,站着不动一直把它看完,从头看到底。

看了半天,只有上面讲的「李逵打死殷天赐」,下面讲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找来找去找不到,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赶快出去找我的五叔(我五叔,他是一个坏人,在地方上算是一个不成材的人,抽鸦片烟,喜欢讲故事讲笑话的人),我就问他:「你家里有没有这一部书呀?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你有没有呀?」他说:「我家里没有,我给你借去。

」我说:「谢谢,谢谢,赶快给我借去。」借来之后,几个晚上不睡觉,便看完了《水浒传》。所以,我们可以晓得:没有学过官话和甚么方言,也没有这个训练,那个训练,更没有人教过国语,然而只要认得一点字,就可以看得懂这个东西——白话的小说。

没有标点,大概是没有标点,我记不得了。但是可以发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可以发几天的疯,一口气就可以看完了。从这个经验,我后来晓得,这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是很难懂的东西,文字是很难写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语言,这个活的语言,是很容易学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和欧洲一些文明的语言比较起来,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个语言,活的国语——我们国语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是最容易学的语言。英国话在欧洲文字当中,比较最进化。但在世界语言当中,最完确最简单,中国话要考第一(中国话,不是文字)。

英国话要考不及格的第二,因为没别的话可以够得上第二的资格的。至于诸位学法文的,学过德文的,甚至学拉丁、希腊文的,更容易知道,他们没有道理,没有理智,不合理,比喻讲性的区别,文法上性的区别,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语言最简单,只要认得一两千个字,就很可以看小说,比读《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学《四书》《五经》,比看司马相如这类文章,容易懂得多。

所以我们当时就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在这个一千年当中,尤其这个五百年当中,社会上出了这么多的小说,有这么多的短篇小说,这么多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早已流行当做Best Seller,外国Best Seller销一年已经不得了,我们这些Best Seller可以销上三百年四百年五百年,《水浒传》至少是四百年的Best Seller,一年销几百万本,几千万本。

这些书过去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写出来的?没有字模,没有标准的文字。

这是社会有这种需要的时候,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就想出一个方法来啦。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讲的五个字:「汉字写白话」。用汉字写他们创造的活文学。这个活的文学没有字模来表现它,他们就把文言里面的汉字充分的采用。

没有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创造一个字。这个字有的时候硬借得来给它一个意思。比方讲「这个」的「这」,中间有「这个」的「这」,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讲,或者是用遮盖的「遮」字讲,不过后来用一个「言」加一个「走」之。

你要查查字典看,《康熙字典》什么字典那个字不读「这个」的「这」,老百姓说:这个字没有用处,我把它借来叫做这个的「这」字,老百姓的话就是权威,这些作家规定了这个的「这」字,管它字典是怎么说。

老百姓说它是这个的「这」字,这一直几百年用这个字。所以叫做用汉字写白话,写下来这么多好的短篇小说,这么多好的长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流行了几百年,就变成了中国的白话文的标准导师、最受欢迎的教师。

中国的白话文、活的字,才有了一个标准。现在可以遵照它写;真正讲起来,老百姓几百年前就采用了。我们现在给它下五个字的公式:就叫做「汉字写白话」。许多人没有学过白话,没有学过国语,《红楼梦》他也看得懂,《水浒传》也看得懂。

看《七侠五义》《小五义》里面的徐良,那个白眉毛徐良,讲的话是山西话,大家也懂;《水浒传》里面鲁智深讲陕西话,我们也看得懂;武松说的话是山东话,我们也懂。这个标准,可以说是中国的活文字。活文学,有一个标准的文字,标准的工具,是不能不感谢我们老祖宗的。

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就这样的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

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诸位先生,都是来自各地,来自不同的区域,最早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没有受过白话文学的训练,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没有给你们开学堂,给你们辅导白话文学,大家却都能够用白话写文章了。

不过我们与白话文学也有一点关系。民国四年,我在外国做学生的时候,就同许多同学,通讯讨论,打笔墨官司,后来这笔墨官司的一部分,在《胡适文存》里面也发表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本,里面发表我一篇自传,叫做「逼上梁山」,我把当时在国内的许多通讯发表出来,现在那一篇文章放在台湾版的《四十自述》的后面做一个附录1。

我那自传在那个时候——在打笔墨官司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要怕没有标准的语言,没有标准的国语,没有标准的文学的国语,没有标准的国语的文学,不要紧。

我们就是规定标准文学的人,我们的创作就是规定这个国语文学标准的人,不要怕。没有一个人要把每一个字都要看标准国语字典才能做文学家,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当初就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实在说来是不错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不是我们几个人创造的,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的,演变下来的。一直演变到现在可以说是最了不得的,最合逻辑的,最简单的一种文法的语言。

同时呢,在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尤其在这个四五百年当中,有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这一类伟大的小说以后,我们有一个文学的标准国语,文学的标准国语就是标准文字。

说这一个的「这」字是怎么写法,那个的「那」字是怎么写法,诸位要想一想,在那个语言还没有标准的时候,这些小说没有通行之前,要看到宋朝的高僧传,和尚的语录里头用白话,比方说「呢」字——你肯不肯「呢」?现在用尼姑的「尼」字加「口」字就够了,古时间的那个「呢」字怎么写呢?想不到的,古时间的「呢」字是用渐渐的「渐」字,那就困难了,在底下加个耳朵的耳字,那个字读起来,你看多么困难!

再比方你们我们的「们」字,现在容易了,「门」字旁加个「人」字,这个「们」字,古时间就没有这个东西。

当时有的人用「满」字,后来用每一个人的「每」字——「我每」「你每」「他每」;到后来才标准到我们的「们」字。当初不单是我「们」、你「们」、他「们」没有,我面前这样的桌子也是没有的,播音器也是没有的,这样的杯子也没有的。

后来,「人」有了,「兄弟」有了,「姊妹」有了,「学生」有了,「朋友」有了,这个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回头想来,那个时候造个「们」字,造个数目字的多数,也是很困难,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们这个几百年的小说家,就是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公式,乱抓汉字,把汉字拿来写白话,写他们的白话的作品,写他们的活的文学。

这样说起来,说破了所谓文学革命,是一个钱不值。

简单得很,「白话」!就是「汉字写白话」!就是我们几千年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语言,活的语言。这个几百年无数的无名的作家做的这些评话、儿歌、情歌、戏曲、小说都是了不得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回头来想一想,我们这个文学的革命运动,不算是一个革命运动,实在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常常说说笑话: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提倡有心也不能说提倡有功。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这一班人,都不完全是弄文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提倡有心。

可是我们没有东西,比如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现在我觉得我写诗的时代过去了。我一生只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就收在《胡适文存》第一集里面,叫做「一个问题」,现在看了我都害羞,实在不像样子。

一篇小说收在《胡适文存》台湾版的第四集里面,在大陆叫做「胡适论学近著」里面,叫做「西游记里的第八十一难」,那是我做了一个假古董,实在太寒伧。长篇小说是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写的,有一个提倡革命的报,叫做《竞业旬报》,我居然胆子很大,写了一个长篇小说给他们,叫做「真如岛」,内容是什么意思我也想不起来了,是章回小说,是要破除迷信,提倡开通民智的小说,写了七、八回就没了,就放弃了。

到后来走上了考据的路,文学这一条路就放弃了。戏剧是写了一个短篇的独幕剧,叫做「终身大事」,现在看来也是幼稚得很。不过在那个时候,还有许多学堂拿来演,当做一种新剧的独幕剧的教科书,现在回头看看觉得难为情得很。

诗、小说、戏剧让给诸位去创作吧,所以诸位先生现在的责任很重。我们这般人现在已经老了!我今年照中国算法已经六十八岁了,就是算足了也是六十六岁半了,过了退休之年了!无论国内国外,大学教授到了六十五岁便是退休之年,我已经过了一年又半,现在应该可以退休了!在创作这一方面,也可以退休了,让给大家来努力向前。

我既然到这里来,也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四十年前所提倡的新的文学运动,难道单是这一个公式吗?——「汉字写白话」。人家都说胡适之所提倡不过是文体革命而已,这话也不错。我们当初所以能够成功,所以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那时认清楚了,这个文学的革命最重要的是文体的解放,把死的文字放弃了,采用活的文字。

这个文体的革命是文学革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抓住了这一点不讲别的,不讲内容,什么内容也不谈,最重要的即先做到文体的革命,这的确不错的。

但是,除了文体之外也曾经讨论过(见之于文字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儿的文学。

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儿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我们这般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

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两个目标: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