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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雳认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范式转变，对信息披露的质量、结构及运行逻辑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提升披露信息的重要性、针对性和可读性，更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对于投资者而言，阅读使用信息披露文件的习惯和能力需要加强，还要树立起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观念。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要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贯穿于监管的各个环节，让违法违规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他认为，未来新能源业务将逐步向新能源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对于专业运作水平高、集约化管理能力强、经营效益好的项目可以独立运行；对于偏离主业、运营成本较高、缺乏管理能力的项目应通过共享服务、委托代管、重组整合等方式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专业化运营与合作，加快打造产业融合、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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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16日召开的厦门市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厦门市场监管部门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多项创新举措，着力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在自贸片区试行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在福建省率先推出电子营业执照生成二维码功能；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在全省率先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备案”纳入“多证合一”全程网办。

杜鹏认为，无论是从健康，从教育，我们的城镇化，这都是比印度要高得多。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有，正是因为生育率我们要比印度低，所以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它的速度和程度要远比印度要高。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提升生育水平，去解决农村的托育和养老的问题，教育的公平问题，特别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所以和印度相比，不必去拘泥于它的数量的第一，而是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过去这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各方面的成就，更好地去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立足中国的国情，去发展好中国的现代化。(谢龙飞）

朱林方，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党内法规学，参与撰写出版《人权之门》《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解读》等多部著作。

廖诗评：这些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这意味着上述企业将无法从中国购买货物、技术和服务，也无法将其货物、技术和服务出口到中国境内。二是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这意味着上述企业不能在中国境内进行绿地投资、并购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无法在中国设立企业和新建厂房。三是禁止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这意味着中方将不会给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入境签证。四是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这意味着自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之日起，如果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获得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或居留资格，相应的工作许可和居留资格将被取消，正在申请过程中的工作许可和居留资格也将不会获得批准；如果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位于中国境内，将无法继续在中国境内停留。五是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上述企业应当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缴款。若逾期不履行本决定，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由于这些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巨大，因此罚款的数额将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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