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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各地中小学都开展了“课后服务”或“延时服务”，大多都是下午6点左右放学，除去路上和吃饭时间，到9点也还有足够的时间写作业。何况有些学校“课后服务”并没有完全安排学生参与课外兴趣活动，也留有不少时间让学生写作业。学生全天在校时间充足，理论上完成作业绰绰有余。既然如此，“熔断机制”的存在，恐怕反映出了某些其他问题。

比如，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适用禁止令、行为保全等措施；探索适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技改抵扣”“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裁判执行方式，促进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及时有效恢复，提升固碳增汇能力；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设立碳中和等生态修复基地。此外，审理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还注重引导企业采取淘汰落后产能、扩大绿色生产的方式替代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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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认为，无论是从健康，从教育，我们的城镇化，这都是比印度要高得多。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有，正是因为生育率我们要比印度低，所以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它的速度和程度要远比印度要高。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提升生育水平，去解决农村的托育和养老的问题，教育的公平问题，特别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所以和印度相比，不必去拘泥于它的数量的第一，而是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过去这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各方面的成就，更好地去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立足中国的国情，去发展好中国的现代化。(谢龙飞）

李镇西：丹麦的学生同样有很强的自主性。我曾到丹麦走访过两次，由于丹麦学校的课时和作业相对较少，丹麦的孩子拥有比中国孩子更多的自主学习和自由安排的时间，下课了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感到幸福。联想到我国现在的“双减”，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培养孩子自己的爱好，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共同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主管部门达成一致的《“中国+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合作青岛倡议》，进一步规划了中国与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愿景。与会嘉宾围绕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工业互联网、能源、国际农业等领域合作机遇进行了深入交流。论坛推选了31个优秀合作成果案例，并进行现场展示。

不少省份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当地财政工作一大重点。比如贵州省预算报告提出，通过争取中央支持、金融机构展期降息、盘活资源资产等方式，推动各地将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为基层财政秩序回归正常、提高在资本市场信用奠定基础，力争用3~5年时间，建立健全系统解决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体制机制，逐步推动地方发展进入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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