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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丹麦的学生同样有很强的自主性。我曾到丹麦走访过两次，由于丹麦学校的课时和作业相对较少，丹麦的孩子拥有比中国孩子更多的自主学习和自由安排的时间，下课了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感到幸福。联想到我国现在的“双减”，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培养孩子自己的爱好，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据了解，2022年，长春市新增幼儿园46所，毛入园率达到95%。义务段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预收费监管率达到100%，受益学生达58万余人。长春市新增公办幼儿学位9000个，新建义务教育学校6所，新增公办优质学位近1万个。创建乡村温馨校园400余所。居家上课期间，为全市85万名中小学生提供优质网课超百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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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这两个女孩的学历、背景、生活态度，其实很有代表性。她们毕业于不错的大学，家庭既非“高门大户”，亦未给她们带来什么额外负担；她们和无数同龄大学毕业生一样，努力找工作、努力考研，并没有十分特立独行。这些特征都传递着一个信号：她们本质上只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这种“普通”让她们很容易激起同龄人的共鸣与自我审视，也让人思考：对普通年轻人而言，“毕业5年存款5000”到底是不是一件离谱的事？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到底行不行？

陈宇：会考虑。《满江红》中，原本女性出现在军营里是很不合理、很荒诞的，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这个“敢死队”中一定至少要有一个女性，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比如，瑶琴就是一个标准的巾帼英雄形象。她干掉了关键人物，事情才能往下推进，甚至张大最后说，“我也犹豫过，但瑶琴为了这个事情而死，你觉得我还能苟活下去吗？”瑶琴的精神直接影响到了张大的立场和选择。巾帼英雄在古代或许非常罕见，但我们仍然要对这种精神进行肯定、予以彰显。

ICRC于1987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2005年在北京开设地区代表处。其东亚地区代表处负责在中国、朝鲜、韩国和蒙古国四国的工作，工作重点是让各方了解ICRC在世界各地所开展的人道工作及紧急应对行动，并且致力于提升公众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与尊重，这一法律框架旨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战争所引发的人类苦难。

汪文斌：去年以来，中方与有关国家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将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2月16日，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成立仪式在中国香港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毅向成立仪式致信，对筹备办公室成立表示祝贺。外交部长秦刚作为国际调解院发起国和联合声明签字国代表做视频致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有关联合声明签署方部级官员分别做视频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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