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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两者都有。首先是我自己不愿意写宏大叙事的东西，哪怕是要反映时代特征、群体的精神面貌，我也愿意从具体的个人、小人物写起，就是所谓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我相信一个普通人，他一定是基于对现有生活平衡态的护卫、对固有的美好情感的保护，才可能去为更抽象的目标献身。从艺术观的角度，我一定要找到个人的心理根源、情感根源。

波尔森：教师获得幸福，从而赋能、激励学生，我觉得校长在这一过程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丹麦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激励社会，在校园中，学生和老师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动性，对校长而言，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发挥能动性的环境，给老师足够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选择教材和授课方式，同时鼓励教师与同事多交流，实现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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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森：在丹麦这样的国家里，教师和学生其实也存在着压力，这是每个教育系统里的常态。在我看来，学业不是一切，教育评价可以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学生的社交和个人技能也可以采取非传统的方式去考核，但不是一切都可以在评价的基础上给分，这会让评价变味。作为校长，就是要多去发现那些非传统的、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所谓好学生，不一定非要学习成绩好，那些能跳出思维定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学生，也同样是好学生。教育重要的是评估过程而非结果，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与自己的父母一辈相比，今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成长在更好的物质条件下，小时候往往没有吃过太多苦。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时，却很可能发现自己承担了太多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关注与期待。父母望子成龙的想法，“别人家孩子”的成功故事，亲朋好友对自己有没有“正经工作”、何时成家立业的追问，结婚生子的潜在成本，大城市的物价房价，以及微博上以“年轻人”开头的各种热搜词条……都让年轻人感到“压力山大”。

杨蕊家在沙河桥镇，副镇长李惠颖回忆，当时市、镇政府知道了杨蕊家要办婚礼的事情，就和村干部一起上门劝说，希望能“零彩礼”，婚事简办。杨国峰坦言，最初他和妻子也担忧过，认为给彩礼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彩礼钱也能给女儿一个保障。李惠颖记得，当时他们了解到，杨国峰的儿子已经成家，家庭条件尚可，拿了彩礼，最终也会给女儿，“我们当时也是以这个为突破口，劝服他的。”

不仅闹市中有咖啡店，上海的一些小马路上也有咖啡香。在万航渡路上，一家怀旧咖啡馆“隐”于创意园区的楼上。来者从一条不起眼的小路走进去，上楼后“七拐八弯”才能抵达，打开门却发现别有洞天，仿若掉进“旧时光”。上下三层的空间里，摆满旧收音机、复古台灯等各种老物件，顾客找个角落便可安静地在这“泡”一下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咖啡馆里的数只猫还时不时跑过来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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