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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联合国的人口预测称，印度或将在今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杜鹏表示，人口数量第一或者是第二，本身没有优劣，我们更看重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第一或者第二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是更加有利，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是不是在持续提高。

“签单时，合同上写的那些术语我都看不懂，没想到，到彩排时才被告知暗场追光灯只有1个，想要再加一个就得多交2500元。”“婚庆公司说桌布椅套由酒店提供，可酒店又说要想用婚礼专用的设备得另外加钱。”不少曾经办过婚礼的市民表示，办婚礼全程“坑”不少，需要特别注意，如果找婚庆公司办婚礼，需要在签约前把所有细节都落实清楚。“别图便宜，还是得擦亮眼睛找从业时间长、口碑好的公司来办。”去年结婚的市民郑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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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倒不一定是悬疑电影。实际上我称其为主流电影，更准确地说是经典叙事电影。叙事当然有很多种，有非线性、多线性叙事。但整体上，经典叙事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积累下来的，它是大众所能接受的、能更顺畅地感知到的一种叙事方式。一直到古典好莱坞，算是发展到了一个标志性的、较为完善的状态。当然经典叙事也在不断吸取新的、包括现代性的认知。比如古典好莱坞吸收了法国新浪潮的特质，进入到新好莱坞阶段，至此经典叙事基本就到头了，后面就是对经典叙事的反叛，比如高概念电影、视效大片。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世界主流电影业一直处在这种反叛过程中。

第二个问题是对类型片理论认知不够。每种类型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爱情片类型？什么是悬疑片类型？谍战片跟悬疑片是什么关系？侦探片跟悬疑片是什么属性关系？真正的类型属性、类型要素，要搞清楚。实践方面就更是如此。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本质上是与类型片体系的建立同步进行的。而我们目前的类型片建设，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比较薄弱的。

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我是安徽人。9岁时，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我被送到全日制武术学校读书，师从中国武术名家徐淑贞。2年后，我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安徽省合肥市武术队，接受系统训练，正式成为一名职业武术运动员。那几年，对我而言，比赛和拿奖就是生活的全部。2000年，我凭借所获奖项和优异成绩，顺利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主修民族传统体育和教育学。大学毕业后，我到安徽一所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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